人言牡丹“出身寒微”，的确，牡丹古早时期循于山野，只得深山暗自芬芳。牡丹未逢花季时枝叶干皱，色泽暗淡，毫不起眼，丝毫与“国色天香”扯不上关系。牡丹自古以来皆用其根皮入药，名曰“丹皮”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其列为中品，牡丹在花中品第并不高。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说牡丹最初“与荆棘无异，土人皆取以为薪”。李端也有“初命虽薄劣，幸得陪君子”的诗句。 

然而一旦花开，脱胎换骨，繁花着锦，天上人间，人们惊艳于牡丹的华美，更惊讶于它的蝶变。唐代诗人陈标在《僧院赏牡丹》中写道：“应是西天无处种，不然争肯重莲花。”称颂的是一种荷花型的牡丹。白居易也描写过这种牡丹“酷烈易名寿，姿容想姓潘”。明代薛凤翔用赞美这种牡丹时称“潘妃到来，犹然羞涩。”所说的“姓潘”和“潘妃”都是说的南北朝时南齐皇帝萧宝卷（字智藏）所宠爱的潘贵妃。

自李唐来，世人盛爱牡丹，牡丹从山野之花荣登宫苑大雅之堂。武则天对牡丹尤为钟爱，“自唐则天以后，洛阳牡丹始盛”。唐明皇时，李白赞道：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扶栏露华浓”，杨贵妃也将牡丹视为自己的命格之花，尤为偏爱。在传周昉的《簪花仕女图》中，可以看到仕女簪牡丹状花卉，且画中一侍女手持之扇上的图案确是盛开的牡丹，可见唐朝欣赏牡丹风尚盛行。 

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记载：“京城贵游，尚牡丹三十余年矣。每春暮，车马若狂，以不耽玩为耻。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，种以求利，一本有直数万者。”白居易笔下：“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”可见牡丹花开时热闹繁盛的盛况。 

唐太宗时期，中书舍人李正封写了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，从而有“国色天香”之句。从此牡丹便有了“国色天香”的美誉！从山野之花蝶变国色天香，牡丹靠的不只是颜值！